近年来，有关区域研究的论著越来越多，早年学界对区域研究是否具有“典型性”、“微观”研究是否具有“宏观”通史意义的疑惑渐次逝去，因为区域史研究不仅作为一种方法论而被人们在可操作层面上加以了细致的阐释，而且
明清时期，自永乐朝重浚会通河后，运河作为疏通南北的通道，其作用较前朝更加重要，而运河流经山东近千里，这就使得山东在运河中的地位十分突出。学界此前对这一地区研究大都只限于宏观性的描述或理论性的说明，而《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一书的研究主旨在于探讨山东运河区域社会的历史变迁以及形成这种变迁的历史动力。论著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运河的贯通和鲁西区位优势的形成；二是商业的繁荣与产业结构的新变化；三是南北文化交流与社会风俗变迁。
作者通过对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社会五百多年发展史的考察，描绘出了这一地区从荒僻到繁荣再到衰落的历史发展轨迹。在这个长时段的历史叙述过程中，借助丰富的民间文献资料，作者系统的揭示了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的动力性问题，即运河的疏通以及国家漕运政策给这一地区以强大的外力，在这种外力的推动下，社会自身原有的经济与文化积淀被充分激活。社会内部的产业结构、人们的生活观念、社会习俗都发生了部分改变。由于过多的借助外力，使得这一地区并未形成自身的发展优势，伴随着运河淤塞与国家漕运的衰落，曾经的繁荣也随之而去。从功能的角度看，论著本身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不仅为区域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性经验，而且对如何实现自身的协调发展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个十分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势必有其异于他者的人文、自然环境、制度政策、生存契机等等。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社会的发展首先得益于运河的疏通，可以说其命运与运河的兴衰紧紧相连。而这种兴衰又首先是以运河市场网络的形成为标志的。从总体看，作者借鉴了美国学者施坚雅“区系级序”的理论，但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作者的论述并未止于此，而是给予这个网络以更加细致化的分析，这种分析首先被放置在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中，将明清时期的运河区域与之前该地区的整体状况进行了比较研究。因为历史本身是一个连续性的整体，我们所要了解的不仅是市场网络在明清时期存在的现实，更应该明了是什么在元明易帜后导致了市场网络的形成？例如，在中心市镇的叙述中，作者谈到了南阳镇，这个在元代以前仅有１２人的小村，在元至顺二年开通的会通河上成为一个水闸所在地，到明朝中期已经发展成为镇，到清代，镇的规模不断扩大，由于往来的漕船、商船频繁，贸易兴旺，逐渐成为四方客商的中转站，时有“小济宁”之称。在作者对一个个处于具体级序的城镇进行的历史性描述中，网络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结构，而成为有着鲜活内容的实体。
其次，市场网络是不断变化的，作者关于商帮问题的引入就深刻地揭示出运河山东区域市场网络得以巩固的外在原因。“一方面市场网络的形成为各地商帮搭建了一个大展身手的平台，另一方面，商帮的活动又使这一新兴的市场网络得以巩固，二者共同促进了明清时期山东区域商品经济的繁荣”。目前有关商帮的研究成果很多，作者将各商帮集中在运河山东区域各级商业城镇中进行比较分类研究，在他们势力消长的过程中，在与当地社会的冲突与融合中，揭示了这一区域社会变迁的内在脉络。
最后，市场网络的经济功能还在于它逐渐引发了运河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化。“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生产力发展并无实质性的重大突破，促使这一区域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主要归结为这一时期山东运河区域城乡市场网络的形成与市场机制的完善。”显然，运河流经的鲁西地区一直是典型的农业型经济，手工业不太发达，明清时期市场网络的形成与巩固促进了这一地区手工业的发展。仅以竹木加工业为例，山东历来不产竹子，但明清时期北上的漕船带来的大量竹子大多被卖到山东运河沿岸的城镇，丰富的竹源促成了临清等地竹器加工业的繁荣。除此之外，诸如烧造业、酿造业、皮革加工业、丝织业等等也在发达的市场网络中兴盛发展，并随着市场网络的解体而趋于萧条。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终带来了运河地区经济的繁荣。经济的发展和与之相伴随的社会文化领域的变革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对研究者而言，透过对各种文化类型、特征的研究，更能理性的揭示其背后隐藏的关于社会运行法则与内在秩序的“秘密”。“南北文化交流与社会风俗变迁”一章的内容旨在从社会文化的领域“复原”人们社会精神生活的原貌，揭示这一地区的社会运行机制。
山东运河区域位于山东西部，其文化类型以齐鲁文化为母体，同时又受到燕赵文化的影响。作为中原文化的核心，“在运河贯通之前，山东较少有异质文化的渗入”，但这种情况随着社会的发展也逐渐发生了改变。以书院为例，唐朝山东首先设立了李公书院，宋元时期随着全国文化重心的南移，山东书院落后于江南，但在元代运河开通之后，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随着这一地区经济的繁荣，山东书院也迅速发展起来。运河书院具有明显官学化的特点，其主要内容也以考课为主，表明了这一地区精英主流文化的繁荣。
应该说，一个社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创新与繁荣归因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融合。作者对民间信仰的考察与分析充分注意到了大众文化自身的创造性。论著分别考察了金龙四大王、天妃信仰以及关羽信仰等三种民间信仰在区域社会中的形成与传播。从作者的论述来看，这几种信仰都得益于运河而传播，是运河将那些原本不属于这一地域的信仰与当地社会结合起来。在这三种信仰“本土化”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国家与民间社会间的互动：“金龙四大王是由官府率先提倡和竭力营造而成为神，然后普及到民间；天妃信仰则反之，它首先产生、流行于民间，然后得到官方的认可，才渐渐传播开来。”这两种信仰在山东运河区域形成与传播的途径阐释了地方社会自主性与自我保护的努力以及国家意识的无处不在。社会正是在这样的矛盾与互动的过程中接受着外力的推动与自身的变化。
民间信仰的习俗之所以被不断传承，本质的原因来自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因为生活是非制度化的，所以其不易被垄断。但生活习俗也会随社会发展而改变，运河的贯通导致了人们原本“织穑为生”、“尚俭崇朴”、“循规蹈矩”的生活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终形成了“民竞刀锥”、“靡然向奢”、“违礼越制”习俗与观念。对于这种变化，作者将社会变迁与人的思想观念联系起来，实现了对山东运河区域人们社会生活习俗变迁问题的探讨，深刻揭示了历史变迁过程中社会文化的内涵。
（《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王云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６月版，２６．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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